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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50/60后学习 20年不会白过的,因为他们和你一样聪明。
一个1980年代出生在中国的人,在幼年时最熟悉的一个幻想可能就是关于2000年的—也许那时候人们可以飞,吃着古怪的装在牙膏筒里的食品,汽车没有车轮并且尾巴往外喷火……但是到了2000年,我们还都是地球人。
这种想象中的夸张在心理学上是得到验证的,大多数人会把五年内世界的变化想得过小,然后把十年以外世界的变化想象得过大。这种夸张现象在人们沿着时间轴向回看的时候依然存在。如果考察一下, 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想象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年轻时候的样子—他们穿着蓝色或者黑色的旧中山装,骑着旧的飞鸽自行车,头发有点乱蓬蓬的,称呼别人为“同志”,他们的娱乐只有篮球和乒乓球,而且还坐在旧办公桌前用搪瓷缸喝茶……
讥笑这些怪物吧。但是这是真的么?
根据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在他的《异类》中的统计,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幸运的人,他们的青春期正好赶上了个人电脑蓬勃发展的年代,长大以后他们成了所谓“新经济”的精英。比如,比尔·盖茨,迈克·戴尔,以及那个奇妙的史蒂夫·乔布斯。在中国也是一样,在福布斯的2011年中国富翁排行榜前200名中,有156名出生于1950年代到1960年代。世界70%的财富还掌握在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手中,剩下的其他人在分。
在《好运·MONEY+》这次的封面故事中,我们采访了十几位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,现在看来,他们在普通人眼中属于过得不错的那类人。他们因为自己年代获得机会,并运用他们的生活智慧,具有相对不错的财富水平。
世界的确变化太多太快了,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iPad,没有社交网站,他们也不能告诉你最佳的通关秘籍和哪家淘宝店最棒。不过,不妨事,也许你可以静下心来听一听1950年代、1960年代的那些人是怎么说的,共享一下他们的财富生活智慧。
他们怎样面对职场?
出国在他们年轻时是绝对高性价比的镀金,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执着。
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,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硕士,曾在罗兰贝格、麦肯锡工作,现在在麦德龙中国区做对外事务总监……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,周莉的经历也算得上突出和耀眼。单从表面看,很难想象这个精力充沛的职场经理人同样拥有“60后”的标签。
周莉的父母都是理工类高级知识分子,可高考填志愿时她却背着父母选择了北大哲学系。1987年,中国改革大门刚刚打开,社会各种www.chengdu5.com激烈碰撞,一个18岁的姑娘带着满肚子的人生困惑,指望用哲学帮自己寻找答案。只是如今在周莉自己看来,哲学似乎不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能够学会的东西。
大学四年,周莉都没闲着,第一年谈恋爱,第二年忙学校里的事,第三年做小买卖,第四年忙出国。“我算是当年同学里的少数人,我们那个年代读大学,那就是真正的象牙塔,和社会接触没有现在大学生那么多,哪有什么实习活动的,读书几乎是学生的全部主题。”
1990年代初毕业的人各个都渴望出国看看,虽然出国并不容易,可选择的范围也不那么多,但周莉依然走在了当时的前列,申请出国深造。
周莉的父亲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专家学者,1980年代初由国家组织使团公派出国。而1990年代自费出国的周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中国当时才刚刚站上世界舞台,还没有被外国所接受,办理出国留学困难重重,中国留学生也远远没有达到受欢迎的程度。由于所学专业原因,完全不懂德语的周莉在好不容易拿到签证来到维也纳之后才被告知,学校已经开学,入学许可证作废。也就是说,刚到国外,背井离乡、无亲无故的周莉就不得不面对,上不了学,也没有工作的迷茫境遇。
无功而返?这不是好不容易出国来的周莉会干的事。于是,和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经历过的一样,要强的北京丫头开始在中餐厅里打黑工。
由于不会德语,周莉做不了服务生,只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厅里负责吧台酒水。她每天下午1点上班,忙到差不多凌晨一两点下班,睡在朋友家的客厅,早晨家里的孩子6点起床上学,周莉也跟着起床自学国内带过去的德语课本。
周莉经常会做一些德语单词卡片带在身上,在餐厅干活儿的间隙拿出来背两句。有一次,一个中国服务生看到了周莉的卡片,笑着说“周莉,做个跑堂的,这个单词你一辈子都不会用到,背它干嘛?!”当时周莉没有答话,可心里暗想,人要有目标,无所谓现在所处的环境,只要积累在,你怎么知道我未来会成为什么样。
两年后,周莉获得了旅游管理学学士。又过了三年,周莉获得了管理学硕士。
维也纳是个浪漫之都,但那只是对于有钱人来说。当时在中国大部分人只拿着每月几百元钱的工资,可对于身在国外的周莉来说那点钱根本什么都干不了。读书期间的周莉时常不得不躲着同学走,动不动就去咖啡店坐坐的习惯让她吃消不起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连咖啡都喝不起的女孩子,在硕士毕业前就获得了无数奥地利本土学生都梦寐以求的工作,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。
周莉曾是麦肯锡录用的第一张亚洲脸孔,一提到国际化多元性,公司就会拿她出来做例子。2000年,周莉在办公室遇到了从中国来的同事,听他讲了许多有关国内飞快的发展情况,同年,周莉申请调回上海工作。
选择回国似乎是周莉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。因为很快,她在国内遇到了自己现在的先生,结婚、成家,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,也让周莉开始逐步拓展工作领域,慢慢适应各种新的角色。
面对麦德龙庞杂的事务,周莉的工作强度不小,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时常是刚挂下就响个不停。
“职业路径一般能分成两条,专业型和全才型。或许我已经做不了律师、会计师、IT工程师之类的工作,但skill上的东西是互通的,职场人士要明白自己的特长,培养自己的发展方向。”周莉清楚自己擅长什么,更重要的是,她会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。
女儿的出生让周莉变得越发从容。如果说所谓的成功和如何成功是周莉曾经最在意的东西,那么现在她的生活中有了更多的支点。“当你对一件事情太过专注,就会患得患失有很大的压力。女儿的到来让我认识到人生中精彩到处都是,不需要横向地去和别人比职位,比金钱,这只是别人眼中所谓的成功。工作和生活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才是我自己追求的东西。”如果说四十而不惑,除了事业上的追求,如今的周莉找到了更多生命中能锚住自己的支点。
每周做一到两次瑜伽,定期陪家人出国旅行,工作上用心尽责全力以赴,周莉享受着这个年纪应有的富足和愉悦。她不羡慕身边80后的年轻和机会,也不会对未知的明天感到焦虑。
她享受这个年纪和那个时代所有最好和最坏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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