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力量：8旬“月老”撮合400剩男剩女！“成都月老”杨天泉的故事
前言：爱求的人才结婚老子说，治大国若烹小鲜。小火炖慢柴烧，没事别乱翻，翻多了就烂了。可能是年纪大了一点的缘故，表达欲望越来越微弱，好独处，烦折腾。朋友能不见就不见，饭局能不吃就不吃，领导不催栏目就不写，下班就回家，不上QQ不上微信…
不爱表达的人，看待善于表达的人，总觉得掺杂了太多的表演性质。
我不止一次描写过这幅场景：念书时，我们宿舍和女生宿舍相邻不到五十米，晚上偶尔能见到有男生在楼下表白，摆两圈白蜡烛，摆一捧玫瑰，单膝跪下，对女生宿舍作母猪拱菜状。
摆蜡烛方便易学成本低，深得广大学子青睐，成为最强烈的表达感情的方式。而且适用场合广，比如玫瑰换成菊花，把“某某我爱你”换成“某某我舍不得你”，就可以用在遗体告别和各种祈福仪式。
这几年女孩口味越来越高，对摆蜡烛已经免疫了，求婚要推陈出新，独一无二，要有格调有氛围，没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，就别想讨到老婆。
我们婚嫁频道的编辑，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帮人策划求婚，风花雪月高山流水冰火两重天，能玩的花样都玩过一遍了。“他们爱求得很，我有啥办法？”她吐出一个烟圈，露出疲惫的表情。
接下来还是一个关于结婚的故事。
杨天泉是四川省地质局物探大队的一个技术员。31岁那年春节，他放探亲假，回老家重庆忠县过年。
儿子，你年纪不小了，该找个媳妇了。回家呆了几天，杨妈妈说，县服装厂的小周人不错，喊隔壁郭阿姨带你去看下。
杨天泉26岁离开重庆到成都工作，那时小周还是个初中生，他在脑子里仔细回想一下，果然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他说，那我先去看一下嘛。
当天下午，郭阿姨带着杨天泉出了门，拐过一条街，过了一座桥，走进了一座工厂。郭阿姨站在厂房下面，仰起头，“周渝，周渝！”，喊了几声。
一个年轻姑娘上半身出现在二楼窗户前，探出头往下左右张望，把视线停在了郭阿姨和杨天泉之间。杨天泉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，没说话，转身回家了。
杨天泉给他妈说，人看过了，我觉得还可以。
当天晚上，郭阿姨带小周到杨家，和杨天泉见了一面。小姑娘21岁，在服装厂当车床工。
姑娘临走时，杨天泉说，我在成都上班，做地质勘查，常年在野外，一年只回来一次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周渝说，不得，我不嫌弃你。
五天后，探亲假的最后一天，杨天泉早上和周渝去扯了结婚证，晚上，他挤上了回成都的火车。
杨天泉结婚那年，是1966年。
不消停的杨天泉48年后，成都商报的编辑李雪莉，在枣子巷见到了杨天泉，那时他正站在街边，身后墙上挂着一张小字报，小字报有半张床单大，淡黄色的底子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红色和黑色的字。小字报上写了几百份征婚资料，性别、年龄、收入、电话号码…
杨天泉说，他帮人征婚，但他不是婚介，资料都免费，“你看上哪一个，就直接给他打电话！”
李雪莉把这张小字报拍了下来发给我。她说，这老头挺有意思，你能不能去采访一下？
五月底的一天早上，我按李雪莉给我的地址，来到枣子巷15号，四川地矿局物探大队——早几年前，我从某院子前路过，墙上、门口、栅栏上、窗户上贴满红红绿绿黑黑白白的横幅、标语，把好好的一栋楼缠得像个张牙舞爪的木乃伊，门口一群老年人站的站，坐的坐，有聊天的，有蹲地上吃盒饭的，把院子堵得严严实实。
老年人说，他们都是老员工，是过来讨退休工资的。我隐约记得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看这风平浪静的样子，他们的工资大概已经讨到了。
走进院子，见到了迎面而来的杨天泉，杨天泉1935年生，虚岁80，退休前是物探大队的一名工程师，个子不高，但精神矍铄，腰板挺直。他右手提了一个篮球，左手的塑料袋露出一对羽毛球拍。每天早上8点，他要到对面的中医药大学里晨练，于是，我陪他出了门，边走边聊。
晨练的习惯，杨天泉已经保持了几十年，他带我轻车熟路地拐进中医药大学停车场，猫着身子，从铁丝网的破洞钻了进去。
杨天泉的晨练讲究循序渐进，先做一套广播体操热身，接着抛接竹蜻蜓，玩弹弹球，打篮球，最后玩两把单双杠。
杨天泉是重庆人，1961年大学毕业到成都工作，两年后,借调到西昌支援野外勘察，在西昌一呆就是二十年。那时的西昌和杨天泉的青春一样，还是个荒芜空白的地方，在今天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上，农民的牛羊啃着牧草，悠闲地晒着太阳。
杨天泉家中五个子女，他排行老三，是唯一的儿子。他给母亲承诺，先工作几年，一有机会就回去。尤其是结婚后，他回去的心愿就更迫切了。
杨天泉工作的地点，多是深山老林，有时几天也见不到一个外人，“一到晚上，天黑得像口锅一样，风一吹，周围的林子哗啦啦响，害怕野兽，又害怕坏人。”“我拼了命地表现，就是为了早点回重庆。”
果然，他的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“我被评为了野外骨干分子。”正因为他的优异表现，他的几次调动申请都被打了回来——领导认为，人才难得，应该让杨天泉在野外继续骨干下去。
这事大概说明一个道理：在这个由密集的意外构成的世界上，你越以为会发生的事，往往越不会发生，你越努力追求得到的东西，往往就越得不到。早在遇见杨天泉的许多年前，我已经无师自通悟出了这个道理，当时我把这份心得转发给了几位同学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的一位大饼脸麻花辫一米八五的女同学回消息了，说：匡，你不要这么悲观呀，做不了恋人，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嘛。
等到白发及鬓，杨天泉也没能等来回重庆的归期。
“常年在野外，有时住帐篷，有时露天，有时天晚了，在老乡家的羊圈里，和羊们挤一晚上。”野外勘察的辛苦自不待言，而随着年纪滋长的寂寞，对家人的思念，像春天里的爬山虎的蔓藤，爬满了杨天泉年轻的心。1966年，杨天泉31岁，成家之后，他才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：
杨天泉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，父母在忠县开杂货铺，祖上还有一些田地。好日子一直持续到解放的带来。
解放军进城时，杨天泉正在念初二，被双王四个二直接倒了庄。十五岁的杨天泉当不成地主了，到供销社当了一名会计。
杨天泉的人生道路面临过几次大的岔路：重庆解放，从小地主变成了小会计；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他要去从军打仗，母亲没放；没去成战场，厌倦了当小会计的杨天泉仍不死心，他还是固执地想要换一种活法。17岁那年，他戒了烟，离开了供销社，进城重读初中。
1961年，26岁的杨天泉大学毕业，他踌躇满志，他仿佛看到，他的努力即将得到回报，人生和家庭将就此改变。
然后，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他背井离乡到了成都，再一头扎进鸟不拉屎的凉山州，几乎终此一生。
时间到了1966年，那年春节，“野外骨干”杨天泉结婚了。众所周知，犯罪分临时起意型和蓄谋型，杨天泉的婚姻，就是一次典型的临时起意的婚姻。略带荒诞的是，只花了五天时间，他就敲定了终身大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份婚姻一走就是半个世纪。
“人就是这样，找到了，就定下来，一辈子就这么过了。”杨天泉说，自己结婚时，不问住房，不问收入，合适了，大家就在一起，“而现在，走在一起更难，分开却更容易了。”
30年“野外骨干”的生涯，留给杨天泉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一个健康、强壮的身体。退休后的日子，时间多得像是煮沸的米粥，膨胀着从锅盖下涌出来，涌得他心慌。
乒乓、篮球、单杠、双杠…杨天泉想着法子打发那跟他年龄不匹配的过剩精力，直到后来，他发现了一个好去处——欢乐谷游乐园，他有老年证，免费。
“青蛙跳、云霄飞车、空中转盘…我把欢乐谷所有的项目都耍烦了。”很多次，杨天泉在排队时被保安拦下来，“老老实实说我75岁了，保安不放我去，说怕出事。”
“再后来我就换个地方排，保安又问，我给他说我60多了，还是不行。”“最后我一口咬定我只有50多岁，才勉强让玩。”杨天泉在欢乐谷，经常一玩就是一天。“玩个青蛙跳耍啥子嘛，我以前还是跳伞队员啊！”杨天泉的话，被保安当成大话一笑了之。
杨天泉的相册里，保留着这样一张照片，那是他参加重庆首次跳伞塔跳伞比赛的留影，照片最左上角的就是杨天泉，那年他21岁。
“我就是闲不住，想跟人说话，想到处走，到处耍。”玩腻了欢乐谷，他又找到了新的耍事，他认识了附近小区的刘老头，一个乒乓球爱好者。
每天下午，刘老头都准时来约老杨打球，两个人拿起球拍，去公园找球台。嫌球台难找，杨天泉拿出家里装修剩下的边角料，自己做了一张折叠乒乓球台。
每天下午，刘老头摸进地矿局大院，在院子中央啪啪啪拍手。听到信号，杨天泉就给老伴请个假，从家里溜出来，背起乒乓台去找刘老头，俩人在院子里乒乒乓乓打一下午。
“当初做月老，主要目的就是打发时间。”杨天泉说，打了半年球，刘老头搬家了，再没人陪老杨打球了，乒乓台在楼下积起了灰。
骑着车在街上稀里糊涂地闲逛着，杨天泉想，这下，我是真的寂寞了。
代子征婚，久病成医晨练完毕，杨天泉带我回到了家里，他的写字台上，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小工具。老伴周阿姨正在客厅看电视剧，大概不太乐意老杨接受采访，她盯着电视，没有和我打招呼。
老杨进厨房偷偷盛了碗稀饭，端到自己房间。周阿姨喜欢看看电视剧，打打小麻将，对此杨天泉有点意见，“一角钱一番打一天，输赢两三块钱，还不如跟我去锻炼。”说这话时，他声音一下低了下去，停住筷子，扭头往客厅方向望了望。
“我爱人是个急性子，有时爱发气，我是个慢性子，她要生气了，我就服个软，说几句软话，气消了就好了。”“要是她说一句，我顶一句，还不早就顶散伙了。”
我在杨天泉房间里打量了一圈，老杨平时喜欢捡点废旧物料回家，自己捣鼓点小玩意，家里的板凳、小推车、小书柜，都是他自己做的。
写字台上面，摆放着杨天泉收集的征婚资料，厚厚的一叠，纸张有新有旧。每天下午，他都要把它们带上，到外面去张贴，像是一面等风的旗，飘在人民公园、新华公园、枣子巷口…
杨天泉说，他做“月老”四年了，通过他征婚成功的男女，一共有四百多人。征婚成功的，他就把资料取下来，保存起来，“成功的越多，我成就感就也越强。”正是这种“成就感”，让杨天泉忘记了他的乒乓球和游乐园。
杨天泉吃过饭，继续给我讲 述他的故事。当杨天泉还是小杨的时候，最大的心愿，是调回重庆，和家人一起。
他每年有12天探亲假，和母亲、妻子见面，一年也就这十来天。从1966年结婚，到1978年妻子调到西昌，杨天泉算了一下，十二年来，两口子见面的时间，加起来就140多天。也是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，杨天泉的三个子女陆续在重庆出生，成长。
1968年，大儿子出生；1970年，二儿子出生；1973年，女儿出生，照顾孩子的担子全压在年轻的妻子周渝身上。白天，周渝在服装厂上班，留下三个孩子看家，大儿子从四岁起，就学会了做家务、做饭。家里没有自来水，兄妹几人挑着小桶，每天到很远的井边挑水…
说起以前的事，杨天泉有点难过，“我为什么啥事都要让到她，你晓得原因了吧？”
两地分居的日子过了12年，杨天泉知道回重庆无望了，他想办法把一家人接到了西昌。妻子在当地的服装厂找到了工作，儿女们也入学了，杨天泉一家的生活，算是安顿了下来。
“娃娃都很争气，三个都是正规大学毕业！”这是杨天泉最欣慰的事，“我们一家以前过得苦，但毕竟还是苦出来了，我觉得满足了。”“现在好多剩男剩女，说白了还是不愿意一起吃苦， 两个人在一起，需要互相扶持，不断磨合。”不愿意委屈自己，只想着找到“最合适”的人，那注定要被剩下。
随后，杨天泉把母亲也接到了西昌，母亲活了93岁，最后葬在了西昌。
杨天泉保存了许多以前的老照片，他按照自己的回忆，用染料仔细地给它们涂上颜色，就像它们当初本来的样子。大部分的人像，都有两抹诡异的腮红，很明显，杨天泉的回忆，多少加入了一些他自己失真的想象。
在西昌度过了20年时光后，杨天泉一家回到了成都。
1993年，杨天泉退休了，家里的经济还很紧张，他还去报社做过业务员、在服装厂当过管理，成都平均工资还还不足千元时，杨天泉做业务员能拿到四五千元的薪水。靠做业务员那几年攒下的钱，他全款买下了枣子巷这套房子。
再后来，老伴退休了，儿女结婚了，孙子出生了，杨天泉再没有牵挂了。2000年前后，杨天泉辞去一切职务，总算真正地退休了。
虽然他还能扛着100斤的大米一口气上六楼，但他很明白，自己已经老了，“上了岁数的人，就像空心的树，说倒下，就倒下了。”
古语有云，“三折肱，为良医”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专职备胎多年，修得一手好电脑。女神们纷纷结婚后，备胎哥心灰意冷，改行卖电脑配件，听说因为服务态度好，上门速度快，生意好得不得了——老杨帮人征婚，也是从代儿子找老婆开始。
2008年，大儿子和儿媳因性格不合离婚，儿子刚辞职，和朋友合伙创业，骑着电瓶车满城跑业务，孙子刚上小学，没人照顾，有时连热饭都吃不上。
老杨想，该给儿子再找个媳妇，给娃娃找一个新妈了。听说人民公园相亲的人多，离自家也不远，老杨就去逛了一圈。
人民公园的“相亲角”，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，成都的剩男剩女们，个人资料像是商场里的价格标签一样，挂满了公园的一角。代子女征婚的父母，在这里走来走去，巡视挂在路边的小纸片，挑选和比价。
相亲市场的形成和壮大，也养活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婚介，他们将和老杨在这里不期而遇。
老杨刚出现在人民公园相亲路，就有婚介主动给他打招呼，在这家婚介所办会员，金卡900元，银卡700元。交了钱，就可以获得若干位异性会员的资料。老杨说，我给你300元行不行？婚介摇摇头。那500要的不嘛？婚介还是没同意——在这里，他们是绝对的甲方。
老杨没舍得花这笔钱，他回家给儿子写了一则征婚启事，扯下一条晾衣绳，自己挂到了人民公园里。
混迹人民公园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杨天泉没给儿子找到合适的对象，却结识了一群同样在这里给儿女征婚的父母。同病相怜，共同语言就多，大家混熟了，他们顺便把子女的资料也挂在老杨的晾衣绳上。
资料越挂越多，一条晾衣绳不够用了，杨天泉把它们誊了下来，写成小字报。
杨天泉的书法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练出来的，那时他是物探大队出名的“笔杆子”、“保皇派”、“黑干将”…头衔多得他都记不全。一个人背靠大字报和十几个人针锋相对，口沫横飞地辩论时，是杨天泉一辈子难得的闪光时刻，恍惚间有一种舌战群儒的风光。
追溯论坛BBS的发源史，大字报应该就是雏形，要换到今天，杨天泉肯定就是论坛达人了。不过那时当达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群儒们理论水平低，但动手能力强，“有时十几个人围着我一个，刚开始还讲道理，讲不过，就动手了。”为了捍卫他的大字报，杨天泉没少吃黑拳。
几十年后，杨天泉初到人民公园“挂单”，也遭遇了同样的境遇。不过这次征讨他的不是造反派，而是各路婚介诸侯，前脚挂上资料，后脚就被婚介的资料挡住；有人撕过他的资料；有人泼过他茶水；有人和他打过架…“闹得最大时，还惊动过110。”再后来，杨天泉和婚介们打起了冷战，互不来往。
在人民公园呆久了，杨天泉也逐渐摸透了歪婚介的生财之道：一、双向收费，征婚者登记资料交钱，查资料也需要交钱；二、对征婚者的资料保密，需交钱成为会员后，才可以查询；三、虚假的征婚信息，提供的电话是空号，或是婚介自己的号码；四、婚托，收取征婚者费用后，安排自己人见面，敷衍了事。
杨天泉公开张贴信息，免费查阅的方式，自然引起了婚介的不满。
杨天泉的名气逐渐大了起来，找他帮忙的人也多了，从他整理的资料看，他的会员有1700余人，男性599人，女性1102人，年龄从22岁到85岁，30岁至40岁的最多，占了近一半。
“女方要求最多的是有车有房，其次是无子女，未婚最好，再次是学历要求。”这些要求，随着征婚者年龄的增大而逐渐放宽。他认识一对代女征婚的父母，女儿是大学老师，有车有房，长的也不差，因为父母要求高，从33岁征婚，到37岁还没有找到对象，“她父母现在也没啥要求了，人好就行。”
杨天泉说，这样的父母不在少数“既着急，又不肯将就，一拖再拖。”“这事儿讲缘分，像我这样简简单单的，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”
找杨天泉帮忙的人，或多或少也给他一些茶水费，“少则二三十，多则五十一百。”从去年开始，杨天泉制定了统一的收费标准，一份资料一百块钱挂半年，“既给自己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，又可以挣点零花钱。”杨天泉从一个代子征婚的老人，变成了一个半职业的“月老”。
尽管也收钱，但他拒绝承认自己是“婚介”，他觉得“婚介”是个贬义词，“我跟他们挣钱的方式不一样，一我公开信息，二我光明正大，不骗人。”
人民公园和耶路撒冷尽管已经80岁了，杨天泉的好奇心有增无减，没尝试过的，都想试一下，做月老荒废了他的很多兴趣爱好，二胡、葫芦丝、象棋、乒乓球…他想给儿子找到对象后，就收手不做了，“我想去学画国画。”
这几年，他给儿子物色过几十位相亲对象，有老师，有医生，有护士，有会计…光见过面的都二十多位，但都没有成。杨天泉说，社会在发展，择偶的标准也越来越复杂：房子、车子、收入、身高、长相、性格、学历…“好不容易各方面都对上了，一看星座不合，还不得行。”
“往往说人好就行，其他无所谓的，其实要求更多。”很多人条件并不差，只因为太挑剔，终于从人民群众混到了人民公园。
中午，老伴做好饭，孙子也放学回家了，一家三口围在桌子前吃过中午饭。孙子10岁了，乖巧白净，勤快懂礼貌，吃过饭主动把碗洗了。杨天泉说，看到他，就像看到儿子小时候的样子。
下午一点，杨天泉拧上自制小拖车，把征婚资料带上准备出门了，他今天的目的地是人民公园。
步行二十来分钟，我们来到公园门口。我说，这地方我多年没来了。杨天泉说，那可能跟你以前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，当下广场舞横行，人民公园已经被大妈们占领了。
刚走到门口，熟悉的旋律响起，越往里走，声音越高，左边苍茫的天涯我的爱，右边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。目测一下，至少七八支舞队正在斗法，各种声浪混杂，像是有人拿拳头不停捶着你的胸膛。
如果说广场舞是一种宗教的话，那人民公园就是大妈们的耶路撒冷。
动词大慈的强劲舞曲中，杨天泉拐进了一条小道，关于人民公园的相亲角，我以前有所耳闻，但从未来过。这是我第一次来，沿途插着竹篾，上面挂着“寻缘”“征婚”字样的A4纸张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默默看资料，不吭声的中老年人，多是为子女婚姻操心的父母，他们神情凝重，默默无语，低头慢走，边走边看。时不时抬头张望一下周围，大概是怕遇见熟人。
路边石凳上，坐着一些中年男女，手里拿着手机和资料夹，眼神漫不经心在人群里巡视，这样的神态，像是池塘边闲等鱼儿咬钩的渔人。
也有人主动走上前去推销业务，我在旁边旁听了一会儿，和卖商铺基金白银的推销手法如出一辙——心里突生一种悲凉，年过30的未婚男女，被自动赋予了商品的色彩，成为别人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恍惚间到了18世纪初北美的奴隶市场，“你看这牙口，这肌肉，多收5美元不过分吧？”
在这些父母的脸上，有一个共同的表情：焦急。我能感觉到，走在这条路上，迎面而来的几个阿姨，打量我的眼神，有一种金眼角大王看唐僧的感觉。的确，像我这样慈眉善目稳重英俊的小胖子，天生一副标准的最佳女婿相，你们垂涎我，我不怪你。
看资料的张阿姨走过来，和我搭讪。闲聊几句后，她说，你是记者？我说不是，我是做网站的，她说，那你能不能帮把我女儿发到你们网上去？
像是怕我拒绝，张阿姨拿出手机，要给我看她女儿的照片，手机反应有点慢，她高高举起手指，重重地，连续地戳在屏幕上，终于戳出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，“我不会照相，其实她没这么显胖的。”
女儿33岁，本科，会计，人长得挺漂亮。“性格好，脾气好，经济独立，就是不爱交往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”“那你需要找啥条件的呢？”
“条件我们要求不高”张阿姨看着我，眼神上下打量，一边像在背书：人品好，有阳刚之气，有责任心，不抽烟喝酒，1米73以上…她说，像你这个身高就刚刚好！
我跟张阿姨聊天时，杨天泉在两颗树之间挂上绳子，从小推车里拿出征婚资料，用夹子挂在绳上。
我此时也被几位阿姨围住了，“他是媒体的，开网站的！”张阿姨的介绍，让她们对我的态度瞬间热情起来，“你们网上可以帮发资料不嘛，能不能帮我们家女也发一个？”
“我们又不是婚介网站，再说我过来是拍那位大爷的啊！”这句话刚到嘴边，一阿姨说，要是成了，我给你封个至少一万块钱的红包感谢噻。
我默默放下相机，把本子掏出来：阿姨您好，您女儿姓什么呢，多少岁，什么职业，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呢…
带着阿姨们的殷切希望离开时，我本子上已经记下了三四位姑娘的资料，还有不知道谁塞给我的一大把枇杷。
杨天泉把儿子的资料，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。挂好资料，陆续有家长上来问询，杨天泉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我不是婚介，电话号码都是真实的，你自己打，不收钱！
除开杨天泉，在这挂资料有几种人：一、职业婚介，有几张不同的征婚资料，证婚人的联系电话是同一个号。有家长告诉我，这是歪婚介的电话，要看真的资料，需要给钱，即使给了钱，也不
一定能找到人“给你几个电话，打过去要么不接，要么敷衍你。”
二、为子女征婚的家长，他们在这里短的有一两个月了，“守三四，六七年的也很普遍。”有位家长告诉我，最长的一位在这里十年了，至今没给女儿找到合适的对象，“天天在这里逛，黑头发都成白头发了，要不你采访他一下？”
三、为自己征婚的人，一位约五十岁左右的男子，从地上捡了根竹篾，插在地上，从包里掏出一张征婚资料，钉在竹篾顶部，然后老老实实站在了竹篾后面，左顾右盼。见我挎着相机，他紧张起来，把相机要过去，确定没有拍到他的镜头，才放我离开。
在广场舞动词大慈的节奏声中，一场暴风骤雨正在逼近，我一回头，一队穿保安制服的人从远处快步走过来。
做好事有收钱的？“这个有没有收钱？”杨天泉挂资料的地方，公园一工作人员问。“有！”保安埋头看了一下。“撕！”保安伸手一把抓断了绳子，三下两下，把资料揉成一团。
杨天泉反应过来，资料已成了地上的一团废纸。他把剩下的资料搂在怀里，赶上正要离开的工作人员，上前理论，“你们凭啥子扯我的东西！”“凭啥子，凭你们在这儿违规经营，欺骗人家家长！”
“我啥时候骗过人了？我这是做好事，你问他们！”“做好事有收钱的？你说你收钱了没？”…
眼看工作人员转身要离开，杨天泉不依不饶，上去拦住去路，“不准走，你要给我一个说法，凭啥这么野蛮？”杨天泉说，“你要赶我走就是了，为啥招呼都不打就来抢？”“咋没打招呼呢？昨天没给你们说，这里不准挂资料了吗？”
工作人员想甩开杨天泉，穿过草地离开，杨天泉一把拽住他挎包带子，扭住不放。“你放不放？”“不放！你今天要给我个说法！”“啥子说法？你放不放！”
一问一答几个来回，俩人的争吵升级了，工作人员红了眼，动手要撕杨天泉的资料。杨天泉一手抓住挎包带子不放，一手去护资料。
另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员出现了，把资料揉成一团，带离了现场。杨天泉的“说法”没讨到，连资料也被收走了。他一边想要去抢资料，又怕一松手放走了挎包的人，他喊道，“把资料还给我！你们这是野蛮行径！”
资料被收走了，杨天泉更不干了，他扭住急于脱身的工作人员，从草地闹到了路上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工作人员的脸憋得通红。两人无意义的问答还在循环播放：“你放不放？”“不放，你还不还？”“不还，你放不放？”…
一位公园领导模样的人出现了，他走到杨天泉和工作人员之间，批评了工作人员几句，然后轻言细语地劝说杨天泉：“大爷，明明给你打过招呼了嘛，咋个还要来呢？”“你们占道经营，影响不好，群众意见很大，天天都在给我们举报，大家相互理解哈。”
在他的劝说下，杨天泉的情绪缓和下来，他松开了抓挎包的手，刚刚被他扭住的工作人员，趁机匆匆离开了现场。
围观的人散去了，我一回头，刚刚杨天泉挂资料的地方，三位大妈成功收复失地，随着广场舞摇摆的节奏，洋洋得意扭起了腰肢。动词大慈，动词大慈…隐约地，我嗅出了一种阴谋的味道。
两个老人的告别人群散开了，杨天泉才想起来啥。他急忙忙往回跑：“遭了，我的推推车呢？”回到挂资料的地方，一个带助听器，穿条纹衬衫的男人正站在一树丛旁，若无其事地左右看风景。见到老杨过来，他挪开一步，露出藏在身后树丛里的小推车。
他是你朋友吗？我问条纹衫，条纹衫脸上的肉动了一下，把镜架往上顶了顶，细声细气地说，不是呀，我们不认识呀，我从这里路过的。
杨天泉收好小推车，准备去找公园管理处，要找回自己的资料，“他们不讲理，我就要给他们讲。”他闭上嘴，憋了一肚子委屈，没有管我，大步流星地往前走。
冤家路窄，公园管理处门口，杨天泉遇到了刚才收缴资料的工作人员，双方再次争论起来：杨天泉的论点“我不是婚介，我做的是好事。”工作人员的论点“你收钱没，收钱了就不算做好事。”接下来再次进入循环播放模式，围绕双方辩手，周围迅速又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。
一情绪激动的夹克男子从围观人群中挤进来，他站在工作人员和杨天泉之间，代替他们和杨天泉展开辩论。“我就是一普通群众，讲几句公道话，公园方做得对，你还有理闹了！”“发假资料，骗人家父母钱，对得起自己良心不！”“支持公园取缔你们！就是你们这些歪婚介，搞得这儿乌烟瘴气！”
“我不是婚介！”杨天泉说。“你收钱了，就是婚介，别装了！”男子扭过头去，对围观的人说：“别看他穿得普普通通的，在这儿做婚介，在成都哪个名下没几套房？一个月挣几万块！”
在男子的带动下，几位家长也加入到了声讨婚介的队列，杨天泉有点招架不住了，他不停重复这几句：“我在这里几年，口碑如何？有谁说过我骗人？”“我挂的资料，哪个是假的，哪个电话是空号？我有没有多收过家长的钱？“我不是婚介，我是做好事！”
围观者对公园方和歪婚介之间的战争，已经司空见惯了，他们一边倒站在公园管理处一方。大家对这场压倒性的辩论再提不起兴趣，一哄而散。
人群散去后，我见到刚才的竖条纹。他站在旁边，用他特有的轻言轻语的语调安慰老杨。
杨天泉在原地怔了一会儿，没有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像是回过神了，默默掏出电话，报了警。“我要把我的资料拿回来，他们不讲理。”
几分钟后，两位警察到达了人民公园管理处，杨天泉赶紧迎了上去，带着他们去了办公室。
园方说，杨天泉的资料已经扔到垃圾桶了“我们这里没有，要找，你自己去垃圾桶找。”“就在你们这里，不给我，我就不走！”双方继续僵持起来，进入第三次循环播放阶段。
在警察的斡旋下，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，杨天泉写了一份再不来人民公园挂资料的保证书，园方答应，把他的资料还给他。
资料只找回来一小部分，园方信誓旦旦地告诉杨天泉，真只剩下这么多了，其它的扔垃圾桶了。“你现在去找，说不定还能找得回来。”
围观的人中，我再次见到了竖条纹的身影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他始终保持这样一副无意路过，顺道看风景和谁都不熟的表情。
竖条纹等来了杨天泉，俩人一起离开了公园管理处。我私下问杨天泉，竖条纹男人是谁？他告诉我：竖条纹叫老黄，就住在他隔壁小区。老黄退休前是厂长，如今爱人不在了，儿子也因意外去世，儿媳带孙子走了，老黄孤身一人，听力又不好，杨天泉想帮他找个伴。
杨天泉拖着小推车，在公园里走了一圈，把每个垃圾桶都找了一次，希望能找回他的资料。“以后你还来人民公园吗？”我问。
“可能不来了，我找其它地方挂。”“我一不做假二不骗人，只要不下雪下雨，都出来挂资料，收点茶水钱也不行吗？”“难道只有不收钱的，才算是做好事？”
把公园里兜一圈，杨天泉还是没找到他的资料，他表情有点难过，他说，小字报自己到还有一张备份的，“A4纸抄的那套不见了，再整理就麻烦了，我儿子的也不见了。”
把残余的资料裹在一起，杨天泉离开了人民公园，准备回家，杨天泉说，这也算对自己的一次打击，“估计我也做不了多久了，儿子找到对象，我就不干了。”要是那时还闲不住，他准备再找个公司上几年班。
公交车到了枣子巷，杨天泉下车了。老黄在后面叫住他，又和他说了会儿话，“老杨不是骗子，这个我可以作证。”老黄说。在这两个老人的身后，夏天的阳光照在对面楼上，树荫洒在大路上，风从街道的尽头吹过来，他们说了一些彼此保重的话，挥手道别。
杨天泉回到家中，老伴去接小孙子放学了，屋子里空荡荡的。杨天泉精神不像上午那么好，他放下推车，拉过一张凳子，“你请坐。”说完这三个字，他就再没说话了。
杨天泉坐到写字台前，翻箱倒柜，寻找以前的资料存根，拿铅笔和三角尺在A4纸上打好格子，再一点点誊上去——这次他损失重大，估计得花一点时间，才能重操就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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